当前位置： 视神经炎 > 视神经损伤 > 王志纲论战略重大阶段的关键抉择读书报
当前位置： 视神经炎 > 视神经损伤 > 王志纲论战略重大阶段的关键抉择读书报
《王志纲论战略：重大阶段的关键抉择》——读书报告
最近智纲智库王志纲老师出版新书——《王志纲论战略：关键阶段的重大抉择》，透过书名也可以看出，这是一本关于战略的书籍，作者也旗帜鲜明的指出战略就是关键阶段的重大抉择，王志纲老师围绕着战略这一主题，结合自身大半生的人生阅历和思考，清晰的点出战略指的是什么，战略的重要性以及战略的历程，战略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去认知、分析、实践战略，本书逻辑观点鲜明、内容详实、逻辑清晰，读者肯定会受益颇深。
在读完此书后有三点感受：一是认识到只有嫁接在行万里路和历万事端基础上的读万卷书才会落地被吸收；二是学习到战略咨询的相关知识，在众多案例中发现了战略咨询的价值；三是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指出东西方咨询的差异，得出东方式咨询公司定会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伴随国家崛起取得更大成就。
一、解答自身疑问
首先就是体会到知易行难，这次实习深刻的让我认识到自己工作能力与现实工作的巨大差距，这个可能是我自身的问题，滑稽的打字方式、拙劣的PPT使用、不知所措的任务处理等等，真切体会到知易行难，知易行难这也是作者提到的一个点，不去实践，身处校园象牙塔读了几本书以为自己知道了全世界，到最后就是一场梦，更坚定了认识和实践必须相辅相成，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和历万事端；其次，书中关于人才的表述，自用之才和被用之才，令我印象深刻，对于自身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我不具备自用之才的特质，未来的人生路争取做一个被用之人，让自己变得有价值；最后，王志纲老师有提到初来工作室的新人会经历出窍、开窍、归窍三个阶段，目前的我几乎处在第一个阶段，一方面让我有了些许淡定，那就是新人肯定有个熟悉过程，另一方面，在某些方面我确实问题很大，以后要积极聚焦任务，快速学习补足短板，争取早日出窍。
二、学习咨询思路
作者的论述极其清晰，这个通过目录就可以轻松看出，透过书中内容可以了解，熟悉战略的过程其实就是熟悉咨询项目的过程，在我看来本书分成四个部分，即战略指的是什么、战略的重要性及其来历，战略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去认知、分析、制定、实践战略，第四部分内容就是一个咨询项目的全过程，首先要具备对于咨询项目的认知，即勤于发现、寻找事务相关性、一分为三看问题；其次按照“三因“法则”、“阶段”法则、“哑铃”法则去进行项目分析；最后，采用预见、找魂、聚焦、协同的思路制定咨询项目；
三、坚定道路自信
作者站在人类演化的时间长度和中外对比的空间广度两个方面去着眼，纵览东西方历史，从古希腊到近代东西战略文化不分伯仲，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中国的发展远胜于西方，近代以来中国深陷囹圄，经过百年震荡，崛起正当时，像西方式咨询崛起在西方经济快速发展的时节那样，身处中国大地，伴随中国的强势崛起也必然会崛起于属于东方式的世界级别的咨询企业，并不是否定西方咨询，在作者看来，西方咨询有着逻辑严密、考据讲究的特质，以中西医作为类比，说西方式咨询类似西医所存在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在借鉴西方咨询的长处，汲取着中化文化的营养，致力于解决巨变时代中国的问题定会出现属于自己的世界界别的咨询企业。
以上三点是我在读完此书后的收获，在书中令我感兴趣的点还有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作者认为人性有三个特点：贪婪、侥幸和虚荣，近四十年来在中华大地上崛起的无数伟大企业家成也人性败也人性，成功在部分顺应人性而有所作为失败在取得小许成就后放纵人性无所作为，对于企业家是这样，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又何尝不是呢？
摘抄附录：
自年以来，中国在这40多年之中的变化远远超越了过去千百年来变化的总和。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过像中国这40多年这样的物质层面大爆发，也没有哪国人民像中国人这样承受着剧烈的思想震荡。
相比起春秋战国的高峰，几千年以降，中国的发展大都是平缓的河流，传承至今，终于又遇到了一个壶口，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了开放的社会，从一个物质极其匮乏和短缺的社会走向了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从一个几乎只能够纵向传承文明的时代到了一个像喇叭口一样交融互动的、八面来风的新时代。正是在这个大交汇、大冲突、大整合的背景下，人们终于孕育出了一次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个人的命运，也在这时代的激流中一次次跌宕起伏。
30年的战略咨询生涯，累计上千个政府和企业案例的沉淀和反刍，让我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战略观，追溯其源头活水，则离不开王阳明、马克思、毛泽东三位大思想家的精神给养。他们的思想精华，构成了我的底层思维框架。
什么是底层思维？打个比方，我们使用的手机、电脑，除了外形设计和功能之外，底层操作系统非常关键，没有好的操作系统，设计再光鲜都是表面，人也是一样。
底层系统决定了你的认知水平、思维逻辑和思想深度，也决定了一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假如连独立思考能力都没有，那么根本谈不上什么战略思维。没有强大的底层系统，就算读万卷书也只是个书橱，就算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
在这个自媒体高度发达、信息严重碎片化的时代，每个人每天都会接触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中，很多都是有见地、有启发、有价值的，而且高度浓缩了作者的思想精华和他所理解的某些世界运行规律。但如果你没有建构起一个基本的思想体系，没有一套能够决定自己行为的方法论，那么你所学的知识和浏览的信息基本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可能还会有害，那些精彩的知识和见解会退化成毫无意义的噪声，影响你的判断。
无论年轻与否、成就高低，只有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底层系统，你的学习、工作和思考才有价值。人人都有自己的底层系统，区别就在于它强不强大、缜不缜密、高不高级，一个人底层系统的构成和时代背景也有关系。
为什么曾国藩、蒋中正等人杰都如此推崇王阳明：格物才能致知，真正的修行不是在高山大海边放飞心灵，也不是在寺庙里枯坐参禅，而是“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满口圣贤书的秀才最多只能算是两脚书橱，要想让娇嫩纤弱的双手布满老茧，让弱不禁风的双肩肩负重担，让一惊一乍的内心变得坚韧不拔，只有都在事上进行磨炼，才能真正实现。
这些年来，因为职业的特殊性，我曾与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老板打过交道，也见过不少的成功者和失败者，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是靠抱怨成功的，但凡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不管人品高下、学养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平时不惹事，遇事不躲事”，遇到问题就一定要解决，而不是抱怨。凡是选择了逃避现实，怨天尤人，任由问题积累，最后爆发的人，一定是失败者。
谁也不能选择时代，但谁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所处的时代尽管有再多不足，终归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只有它真正地属于你，这正是王阳明“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要义之所在。
当时我们的主修课就是读《资本论》（主要是第一卷，第二卷也读），学校围绕资本论开了30多门辅修课，有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剩余价值等。我两年下来总共读了七遍《资本论》，第一遍读的时候苦不堪言，简直就是天书，根本读不懂，很多概念闻所未闻，特别是他喜欢用典，逼得我们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这些东西都要了解；再读第二遍，感到这个大胡子简直是超人，知识怎么这么丰富，信手拈来；等到了读第三、四遍就开始渐入佳境了；读到第五遍，才开始把马克思的书当作方法论著作来读，研究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方法；到第六、七遍才觉得自己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资本论》可以说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书，真理常常是片面的，因为片面才能抵达纵深，但光靠片面的东西是不能宏观地把握问题的。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人的哲学在宏观把握上超过马克思。
如果说王阳明是我幼年时的启蒙导师，马克思是我方法论的奠基人，那么毛泽东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褪去的时代底色。
在我看来，如果说今天几乎没有谁能在对世界资本规律的认识上超过马克思的话，那么也几乎没有谁能在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上超过毛泽东。年轻人要想真正理解、把握中国的问题，真应该好好再读一下毛泽东当年对中国革命和世界格局的判断，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永不过时的战略思想。
作为过来人，我非常建议年轻朋友多读一些经典作品。在这个信息大爆炸、新概念满天飞的时代，啃经典是最有效率的学习方式。毕竟那是我们祖祖辈辈都推崇的好东西，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选择，我们应该也去试一下。当然不是说这些经典就一定适合你，但这个“学习、甄别、再认识”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读经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要怕慢，坚持才能出效果。曾国藩有句话叫作“结硬寨，打呆仗”，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它既能体现时代的风貌，同时又有超脱时代的永恒意义，用我们贵州的方言来讲，叫作“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它的内涵会跟着你的阅历和见识一同增长，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关头给予指引。因此读经典一定要沉下心，慢慢啃、反复啃，我在大学时翻来覆去地读《资本论》，由半懂不懂到懂，到吃透，再到能活用，虽然过程很痛苦，但是奠定了受用终身的方法论根基。从一个人肯不肯沉下心来啃经典就能看出他能不能成大器。
我们这代中国人恰好处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时间节点上，短短几十年间，我们见证了中国从落后到崛起，从封闭到开放，从禁锢到自由的时代转折。
为什么我们这代人感恩邓小平，就是因为他为我们推开了不止一扇门，在他的主导下，中国这艘大船扭转了方向，推开第一扇门就是恢复高考制度，我们这代人原先堵死的前路上隐约出现一丝微光，我分外珍惜这次机会。从考大学选志愿开始，到选择职业，最后选择命运，我们逐渐有了人生的选择权。
“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我在新华社的10年记者生涯，让我真正做到了“行万里路”，也写出了一些能够给全中国带来影响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报道。在此过程中，我愈发感到中国要想真正走向市场经济和深度的改革开放，独立第三方智库是必不可少的存在。所以我从体制内走了出来，创办了王志纲工作室（后更名为智纲智库）。
离开新华社时，我可以说是孑然一身，然而我其实充满自信，我是鉴于三个判断才决定离开的：第一，中国既然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入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这就意味着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运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在此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全面介入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第二，我在当记者时就深感很多企业的成功和发展偶然性因素太多，必然性因素太少。它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困惑和难题，急需高层次外脑机构的指点和帮助，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对我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点。第三，我想进行一个生存实验，我认为自己在知识分子中属于生存能力比较强的那一批，所以才敢于下海“以身试险”。如果真的溺水，那我也认了；如果我能够生存下去，我相信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在这个行业中更好地展示他们的聪明才智。
碧桂园从默默无闻到一飞冲天，杨国强从此走上了地产开发的漫漫征途，而我也在这一过程中补上了市场和人性的重要一课，从耻于言利的文人锻炼出了以智生财的本事，顺道成了房地产“流行病”的专家，在之后短短几年内，策划了许多项目，掀起了房地产界的一波波浪潮，虽然项目结束后我和杨老板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但也算是相互成就的一段佳话吧。
～年这10年是智纲智库发展的第一阶段，虽然也有一些面向政府和其他企业的咨询服务，但受碧桂园的市场影响，我们主要还是聚焦于房地产企业。
从年开始，以大成都战略策划为发端，智纲智库将业务重心转向城市区域战略，重点从事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与咨询工作。
在～这第二个10年中，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各地政府，业务重点聚焦在城市与区域战略、高新区、开发区、新城等的开发，这大约占到我们业务70%以上。
从年到今天，智纲智库的业务范围更加广阔。过去的30多年，中国经济属于原始积累阶段，以粗放式发展为主。如今中国的旅游休闲度假市场已经出现井喷式增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休闲市场，智纲智库见证并深度介入了这20年旅游业的“狂飙突进”过程，我们有幸为上百个旅游项目“找魂”，扮演着幕后推手的角色。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元的文化产业正在成为焦点。这背后正是从“平台为王”到“内容为王”的转变，养老、休闲、健康、教育、文化、高科技与互联网、战略新兴产业的高速增长为人们对空间、平台、服务与运营等多元化巨大需求提供了蓝海。面对新形势与新格局，智纲智库也面临着很多全新课题的挑战。从产业战略到企业战略，从文化旅游到区域发展，从制造业转型到数字化平台构建，前沿性的突破和探索将成为智库当今时代的主题。
中国有句老话，知易行难。
中国有句老话，知易行难。回首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适逢中国改革开放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我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纵论风云之际，颇有几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快意，而由此培养的宏观意识使我受益至今。但在经历了市场经济的残酷历练之后，我方感到过去浮在面上的肤浅和局限，那段时期，我也见识过很多老板，与他们打过很多交道，自以为对他们很了解，但直至下到海中，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对他们知之甚少。
离开新华社后，我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补上了市场这一课。在同这些纵横商界的枭雄深入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见惯了商场上的“血流成河，白骨如山”，这些人都是物竞天择的适者，他们的王冠不是封的，更不是谁赏赐的，而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他们上的是社会大学，读的是人性之书，千万不要被他们表面上的言笑晏晏蒙蔽，他们永远是一群最理性、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眼中只有永恒的利益，其他的诸如亲情、友情、爱情等都可以是手段，我在参与他们命运转折和基业建立的同时，对战略的微妙之处与关键节点理解得越深刻，越对人性有刻骨铭心的熟悉与感悟。
回顾记者生涯，我不禁为曾经的轻狂汗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在于不确定性，前者研究的不是在实验室的确定条件下进行的一次次实验，而是一个个有机、动态的过程，“蝴蝶效应”充斥和主导着这些过程，因此，理论研究并不能直接指导实践，无论是军事实践、政治实践还是商业实践。学者可以根据原则给出理论指导，但给出具体的产业政策建议时一定要慎重，在书斋中做研究，毕竟没有市场一线人士更了解具体情况。没有从全局性、立体性、动态性的视角来看待当时的中国，任何高超的技术建议都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以及蜻蜓点水而已。遗憾的是，今天的部分学者仍然在“前赴后继地”犯着这种错误，在他们身上，我依稀看到自己年少轻狂时的影子。
他们上的是社会大学，读的是人性之书，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在于不确定性，前者研究的不是在实验室的确定条件下进行的一次次实验，而是一个个有机、动态的过程，“蝴蝶效应”充斥和主导着这些过程，因此，理论研究并不能直接指导实践，无论是军事实践、政治实践还是商业实践
什么是优秀的战略？结合近30年的战略咨询实践，我认为：一个成功的战略需要做到“打通学、术、道；纵横官、产、学”。
纵观中国几千年来，在知识领域往往有两个极端，一曰学，一曰术。所谓“学者”，以治学为业，追求自成体系、自圆其说。中国自古就不缺少孤影青灯、含辛茹苦地治学的人，其理论虽严密而深刻，但与实际有相当的距离。
当然，我没有丝毫贬低“学”的意思，学者们有科学的思维、令人敬仰的人品，在国家需要时，他们也有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献身精神。但如果太多人都走纯粹学者这条路，就有些“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很多知识分子也因此而搞得“满面尘灰烟火色”，挺尴尬的。
如果太多人都走纯粹学者这条路，就有些“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
“术”，顾名思义，就是功能、应用和操作之术，是“学”的对立面。术之功效在于立竿见影、刺刀见红；其局限往往在于急功近利、视野狭窄。但如果没有术，就无法在市场上生存，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以至不少人为术而伤学，因术而弃学，常常是获得了术，但文化人最宝贵的独立精神和操守却成了泡影。
所谓“道”，是介于学与术的中间层次，其作用是在学与术之间架起桥梁，并在用动态、辩证、发散的思维把握事物内在神韵与规律的基础上创新，而且还要整合各种相关资源为已所用。既可以取“学”之长、避“学”之短，又能够以虚驭实，整合各种功能之术，从而使战略策划游刃于市场和学问之间，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研究和实践领域。
从个人学习的角度来看，所谓“学”，就是在学校和书本里学到的学院派的知识，我们称之为“认知”阶段；所谓“术”，就是将“学”与实践相结合，丰富了许多感性的、经验性的东西，从而形成专业性的能力与技巧，我们称之为“感知”阶段；
所谓“道”，则是“悟知”阶段，是“学”和“术”在量的积累基础上产生质的飞跃，经“顿悟”产生创造性的知识，并将先前积累的“学”和“术”贯穿起来，表现出超人的洞察力、直觉力和创造力。既要理论指导，又强调可操作性，让操作在理论的指导下走得更远。
我有一句话传得很广：“什么是专家？专家就是深刻的片面。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浅薄的全面。”
所谓的“纵横官、产、学”，就是要求咨询顾问介入其中，提供“去掉专家的片面，取其深刻；去掉领导的浅薄，取其全面”的折中方案，以期达成尽可能“深刻的”全面，并且能够符合市场的逻辑。这并不是说咨询顾问有多厉害，能够凌驾于专家和领导之上，而是角色所决定的。任何人都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偏颇之处，谁都不能做到完美无缺。但是，作为战略制定者，必须有正确的理念与出发点，抛开门户之见，博采众长。
因此，智纲智库最核心的原则就是对“思想独立”的坚守，不过独立思考与吸收别人意见不是对立关系。越是能独立思考的人，就越有判断力，且越善于吸收别人有价值的意见。反之，越是能独立思考的人，面对众说纷纭就越是无所适从。
其实“能不能做、怎么做、做什么”这三个问题后面，还有一个“谁来做”。同一个项目，面对不同的人，可能要的是完全不同的做法。这四问用来描述战略，或许还不够全面，但胜在通俗易懂：前三问——“晓事”，是战略的出发点，第四问——“知人”，是战略的落脚点，说到底，战略是一门起源于哲学、归依于人性的学问，离不开敏锐的、超常的对世界的体悟和对人性的洞察。
战略是智慧之学，反映认知深度，体现了哲学的认识论思想。
战略是思维之法，讲究思辨精神，体现了哲学方法论思想。
战略是行动之术，指导行为发展，体现了哲学实践论思想。
同样，战略是更广泛的哲学思想的应用，以国家战略为例，几乎每一种国家战略背后都有某种哲学作为基础。戴高乐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够发现亚里士多德。同样，在拿破仑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卢梭和狄德罗的哲学；在希特勒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尼采和特赖奇克的哲学；在东条英机的行动里可以发现福泽渝吉和神道教。而在美国的国家哲学中，实用主义一直占据主导性地位。
一个国家战略水平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对国际形势认识的深刻程度，而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归根到底又取决于用何种哲学思维作为指引。因此，国家战略竞争实际是战略境界——哲学思维方式的竞争。以什么样的世界观统领我们的思想，关系到国运的兴衰。
职业使然，我这几十年可以说是阅人无数，上到高官巨贾，下到贩夫走卒，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演戏的人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
大多数人都是在看戏，台上哭，自己也跟着哭；台上笑，自己也跟着笑。很多传奇他们信以为真，其实未如其然。演戏的人是疯子，自己很陶醉，但也许知其然，并不知其所以然。
作为战略咨询顾问，我给自己的定位既不是演员，也不是观众，可能是编剧、舞台监督或艺术指导。我既可以看见台下看戏者的情绪起伏，又可以看到台上演员们脱掉面具之后的本来面目，也见证过他们在特殊的国情环境中太多的沉沉浮浮、生生死死，这一切兴衰成败的背后，都离不开人性。
从古至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政治立场、艺术审美、科学技术、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都在变迁，唯独人性变动极少，足以击穿时空。从原始的非洲部落，到贫困的第三世界，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横流的发达国家，从印第安部落，到古罗马，到近代帝国主义，到现代商业社会，绝大部分人类群体的历史都是由人性主导的。
在后世的儒学体系中，人性被愈发摆在了负面的位置，在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禁锢下，人性被抑制到了极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推崇沉稳，讲究喜怒不形于色，其实这都是人性压抑的表现。
14世纪以来，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意大利开始，文艺复兴的思潮逐渐蔓延。人性摆脱传统宗教的束缚，个性张扬成了时代主流，这也为西方科技、文化、艺术的大繁荣提供了肥沃的自由土壤。
人性无非三大特点：贪婪、侥幸和虚荣，所有人概莫能外。
其他弱点，如懦弱、懒惰、嫉妒、傲慢、自负等，都能从这贪婪、虚荣、侥幸的“人性三原色”上找到解释。所谓懒惰，无非是逃避努力的贪婪；所谓懦弱，无非是一厢情愿的侥幸；所谓嫉妒，无非是求而不得的虚荣；所谓傲慢，无非是贪婪加虚荣；所谓自负，本质上是虚荣加侥幸；等等。
而一个人如果能够把握人性的边界，把贪婪变成雄心，这个人不成功都不可能；如果能把侥幸变成胆魄，敢于冒险，弯道超车，这个人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如果把虚荣变成珍惜羽毛，爱惜名节，这个人就会走得长远。无法驾驭贪婪、侥幸、虚荣，死亡只是早晚的事。
如何驾驭人性？我总结了两个词“要我做”和“我要做”，一个是拽牛尾巴，一个是牵牛鼻子，力度相同，效果却天差地别。
多年来，我最喜欢看的影视剧就是越狱类的，从《基督山伯爵》到《肖申克的救赎》，一直到《越狱》，我都看得津津有味。监狱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场景，有强度极高的压迫，也有永不停歇的反抗，囚犯想要越狱，就要把智慧与潜能发挥到极致，“我要做”的冲动和“要我做”的高压不断摩擦碰撞，迸发出强大的火花，也成了影视作品永远不过时的精彩题材。
在过去短短几百年内，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推动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数次产业革命，造就了人类文明诞生数千年来最伟大的光辉与繁荣。人类文明中，现今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所有东西，科技、制度、文化、思想，或多或少都离不开“我要做”的原动力。一个伟大的出发点不一定能够成就光明的现实。恰恰相反，看似丑陋的出发点却往往在最后成就了伟大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是大江大海40年的峥嵘岁月史，也是一部人性力量的见证史。支配中国社会几十年的治理逻辑从“要我做”扭转到“我要做”上来。被约束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突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机遇。“我要做”给了芸芸众生一条改变命运的“活路”，这颗种子最后却结出累累硕果：人民群众将它变成了无数种“活法”，从“活路”到“活法”，一场伟大的奇迹就此诞生。
多年以来，我接触了成千上万个各种各样的企业家，其中不乏许多草根出身的巨富。他们早年有的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有的是裁缝、修鞋匠等小手工业者，有的是靠摆地摊发家的商贩。尽管来路各异、生意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背景：普遍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众多、文化水平不高。苦难的生活、强大的压力、卑贱的地位，不仅没有磨灭他们的斗志，反而让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
这种强烈的愿望在鼓励“我要做”的社会环境中彻底挣脱了束缚，得到了解放。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劳、坚韧和胆识，一步步走向财富之巅，勇立商海潮头。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也对自身命运去向无所适从。但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无论用怎样的手段，都必须在那混乱而野蛮的年代里，从失败者的尸骸堆中杀出一条血路来。这背后的本质，就是释放了人性，就是“我要做”的力量。
深圳的崛起和华为的成功，都是人性伟力的体现。
作为“百万移民”的主角，农民工背井离乡，绝非为了伟大理想，而是为了解决切实的生存问题。他们在家乡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耕地种地，在地里找食吃，甚至连自由迁徙的权利都没有，人与土地被强行绑在一起。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选择：背井离乡，到遥远的珠江三角洲打工。这看起来很可怜，离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夜以继日地挥洒汗水，但一个月这两三百块钱的工资，或许是他们种地一年都挣不到的钱。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收获的是未来。
作为开放前沿门户的深圳，向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人打开大门。深圳提供了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大舞台，在深圳这片谁也不认识谁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放纵。
深圳并不完美，人性在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与释放，无数充满活力与欲望、希望改变命运、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年轻人，像潮水一样涌向深圳，鱼龙混杂，大浪淘沙。于是，千百万农民从田间地头走进厂房车间，摇身一变成为现代产业工人，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推动了工业化；成千上万渴求知识的有志青年，通过参加高考改变命运，成为寒门贵子，跃入龙门，成长为当今社会政商学界的中流砥柱；不甘平庸的芸芸众生，一头扎进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翻滚浮沉，成就了无数富商巨贾、草莽英雄。最终“欲望”创造出了“辉煌”。
深圳的成功，归根结底其原动力就是人性。创造这一奇迹的每个人都是俗人。无数普通人的贪婪、侥幸、虚荣所汇成的浩荡洪流，如水载舟成就了深圳。
在任正非看来，企业管理遵循的是人性和欲望的逻辑，华为能一路披荆斩棘，屹立于行业之巅，就是因为团队既能激发人性，也能节制人性，集众人之私，以成大公。
但感慨人性伟力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性既是澎湃的动力，也是一朵“恶之花”。我见过，不少老板获得一定成就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人性长期压抑之后全面释放带来的放纵与迷失。房子一栋接着一栋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时间一长，问题就像海底潜流一样，大量积聚，最终爆发。
中国社会今天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由人的欲望无限扩张、非理性释放、失控带来的。40年的成就和问题同样警醒着我们，承认、肯定、激励人的欲望同时，也要构建法制的防线和道德伦理的底线，一方面对“要我做”——激励人的自主性与创造力，一方面对“我要做”——设定边界与规则，把自由框定在秩序的框架之内。
“要我做”和“我要做”就像天平的两端，人性的双重性让天平永远不可能彻底平衡，天平的每一次轻微摆动，都有可能滑向深渊，也有可能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每一次砝码的加注，都考验着领导者的战略勇气和智慧。
历史的进程一次次表明，无论是在认识世界，还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既没有脱离认识论的方法论，也没有脱离实践论的认识论。战略“三论”环环相扣、由浅入深，推动战略螺旋式上升，循环往复，直至无穷。
本书的后续章节也正是按照这“三论”的框架来详细展开的。
认识论是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方法论是实践论的技术指导，实践论反过来又修正和完善了认识论与方法论。
打个比方，认识论相当于基础科学，方法论相当于技术科学，实践论相当于应用科学。这好比造原子弹，原子弹的爆炸原理是核裂变，是以基础科学中的物理学为理论根基的；引爆原子弹的方法有内爆式或枪式，属于技术科学领域；由此展开的爆破试验则属于应用科学。只有通过一次次的爆破试验来检验之前的理论指导和技术路径，最终才能制造出一颗原子弹。整个原子弹的制造过程就是在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相互作用之下进行的。
马克思有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在马克思之前，西方哲学界多是以形而上的思辨为主；在马克思手里，哲学才真正变成手术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旧哲学的根本标志。
但需要说明的是，实践论和实践不一样，实践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理论，是包括“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系统工程。
所谓一个中心，是指以“人”为中心，对人性的洞察和把握至关重要；所谓三个基本点，是指“战略抓手”“节奏”“权变”。战略实践是“一个中心”和“三个基本点”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认识与实践的相互验证，是外部世界与内部团队进行能量交换的过程。
思想家长于认识论，咨询师长于方法论，企业家长于实践论。任何一个领导者之所以能荣获今天的地位，他本身就具备极高的战略素养，就像一个好的导演同时也常常是好的编剧一样。他之所以能不断地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肯定是因为把握住了战略的某种规律。但趋于完美的战略家毕竟少有，一个好的领导者并不是样样都要精通，而是要知道自己哪方面有短板，找外脑来进行补充。
在战争年代，这种缺乏理论的战略实践就体现为李云龙式的干部，拿来鼓励士气可以，但李云龙的成功是建立在极高成本的淘汰基础上的。传奇之所以成为传奇，就是因为无法复制，那些浮在水面上的所谓成功人士和幸运儿背后，不知有多少无谓的牺牲者，可谓尸骨成堆、血流成河。想要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还是要选择西点军校、黄埔军校里那些经过系统培训的仕官生。作为美国第一所军事学校，西点军校曾成功地栽培过无数世界性的领导人才，其中包括多名世界强企业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比如可口可乐、通用电气等数十家大型企业的总裁，甚至首度登陆月球的三名太空人中，就有两名出自西点军校。换句话说，团队里需要的是成建制的楚云飞，而不是野路子的李云龙，毕竟一个个“楚云飞”成才的概率更大，成本更低。
这是一个纷繁庞杂的时代，机会频生而又扑朔迷离，规律无所不在。人生如此，企业如此，社会如此，国家亦如此。从年智纲智库成立以来，我们见证了太多“一夜成名”和“流星稍纵即逝”的故事。有些人把行情当能力，把偶然当必然，行情一消失就被打回原形；有些人随波逐流，见异思迁，没有定力，最终一事无成；有些人怀有赌徒心态，方向不明而决心大，心中无数想法，自己孤注一掷，还拉上别人一起殉葬；有些人故步自封，不能与时俱进，最后不是被同行干掉，就是被变革的大时代湮灭。这些都是对社会规律和趋势缺乏认识带来的严重后果。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在越来越小的问题上知道得越来越多，而在越来越大的问题上知道得越来越少。
在“三论”中，认识论是战略的根基和要害，正确的认识是战略制定过程的出发点。面对种种变局，人们总是感慨世事纷扰、人心叵测，其实万事万物的走向的背后，皆有某种规律，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穿透舞台抵达幕后、穿透现象抵达本质和穿透偶然抵达必然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来源于认识。认识的高低，直接作用于后续方法论的产生和实践活动的开展，并会深刻影响最终追求的战略结果。没有认识论作为基础，方法论与实践论就会陷入空谈，从这个层面来说，认识论甚至决定了战略的最终走向。本章所讲的，正是“战略三论”中的“认识论”部分。
在宏观方向上，世界的发展确实有某种趋势，但是中观发展和微观发展却几乎不可能被设计，现实是由许多偶然与巧合一次又一次碰撞而成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枯燥的日常中发现问题，并在棘手的问题中发现价值。
我们寻找、梳理和界定出真问题，客户的战略就成功了一半。
任何客户委托智纲智库做战略时，我们考察的第一步就是要分析其问题的真伪，并找到隐藏在背后的核心的真问题是什么。
在做战略之前，一定要梳理清楚最终要达到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要以终为始，不要在伪命题和旁枝末节上浪费调研与分析的时间。
但如果你在一开始介入项目时，没有发现真问题，或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偏离了真问题，麻烦就会很大，推翻重来不说，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很严重的后果。
咨询师要具备“发现”的能力，而领导者更要具备。
“世界上貌似不关联的东西都是关联的，关键是你有没有能力发现其内在的相关性，并且打通它。”
今年是智纲智库成立的第27个年头，这27年来，我们可以说是在善意的不解、恶意的攻击甚至残酷的排斥当中一路走过来的。其中一个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是“智纲智库是一支不怎么专业的队伍”。
但是，就在漫骂、不解、污蔑当中，这支不怎么专业的队伍却越走越远，越做越大，越来越有旺盛的生命力，加入这支队伍的人也越来越多。而许多自称专业的队伍，要么中途夭折，要么日渐式微，要么彷徨歧路，真是造化弄人，让人一言难尽。
智纲智库当然是专业的，但我们不是纵向专业化，而是横向专业化，我们的专业就是战略。以城市运营为例，有的专攻城市规划，有的致力于城市竞争力研究，有的醉心于城市形象设计和推广，有的倾力于挖掘城市的内涵、城市的文化及城市的差异性，这些都是专业公司，它们好比是城市运营这张桌子的一条条腿，属于纵向专业，而我们是提供操作平台。如果只有一条条桌腿矗立在那里，而没有桌面，那么根本没办法使用。正是从这一点来讲，市场呼唤和催生出了智纲智库这样特殊的机构，貌似不怎么专业，其实我们在战略层面非常专业。
在今天的社会，分工表现得越来越精细，同时分工必然要求合作与协作。各个行业之间，有上游、中游、下游的关系，有战略、策略、战术的关系，更有广泛的合作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变压器，把这些不同电压的电流整合成相同电压的电流去推动工作。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在两极之间有着广阔的灰度地带。要学会一分为三地看问题。”
越是在不确定性的时代，战略就越要有弹性。就像盖房子，战略就是搭个大框架，不能细到精装修。有了大框架，之后的很多东西是在动态过程中逐步呈现出来的。在对与错、是与非、白与黑之间，有着99%的混沌地带，在两极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是一门大学问。
凡是从人性丛林里冲杀出来的成功者，都是妥协的高手，懂得在恰当时机接受别人的妥协，或向别人妥协。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上，妥协是常态，甚至可以说，斗争本身也是妥协的特殊形态。
要摒弃非黑即白、爱憎分明、一分为二的认知方式与思维模式。未来到底怎么样谁也无法预测。方向是不可以妥协的，原则也是不可妥协的，但是，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一切都可以妥协，只要它有利于目标的实现，就可以妥协。
“知人者智”是针对当领导的人来说的。任何能当领导的人就相当于一个木匠，他手下的人才就相当于木匠的工具箱。有人相当于斧头，他可以大刀阔斧地往前走，如果领导没把他当斧头，把他当锯子用，最后领导也亏了，他也毁了。有人相当于推刨，就要用在刨平的地方；有人相当于凿子，就要用在深凿的地方。所以知人善任是当领导的一个基本能力。
人才分两种，一种叫自用之才，一种叫被用之才。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认清自己是哪一种人才。
认识自己的另一个层面，是要保持空杯心态。最容易说服自己的那个人一定是自己。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优点与缺点，在鲜花和掌声的包围中保持清醒，在充满未知的迷雾前保持初心，是通往战略的第一步。
而且越是成功人士，越容易认不清自己。中国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有趣现象。汉高祖刘邦在危机之时可以当机立断地筑坛祭祀，拜流浪汉韩信为大将，甚至可以在战火正酣之时封之为齐王——生怕韩大将军临阵罢工。需要时，西楚霸王、后主刘禅可以分别封他们的军师为亚父。为了笼络人心，稳定脆弱的皇权，光武帝刘秀甚至可以让当时著名的隐士严光与之同榻而眠，睡梦中张狂的严隐士把脚放在皇帝的肚皮上，刘秀只是一笑了之。就连窃国大盗袁世凯见辛亥领袖、民国元老、大学问家章太炎赤脚在新华门叫骂而手下人欲杀之时，也只是笑笑说：“章疯子，随他去。”
这些时代枭雄，在尚未取得大一统的辉煌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与穷酸文人计较，相反，还会表现出超常的气度、超常的仁慈乃至种种超常的美德。
但是夺位之后，几乎所有的开国皇帝都会磨刀霍霍、大开杀戒。如果哪个大将、谋士还自以为劳苦功高、沾沾自喜，那他就离死不远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千年不变的真理。
老板也是这样，尤其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产的老板更是如此。当他身处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时，他眼中、心中、脑中盘旋着的只是生存。名誉、鲜花、掌声这些虚无缥缈的“劳什子”对他而言，一钱不值，甚至是累赘，此时的老板是最虚怀大度的。
当企业走上坦途之后，在左右抬轿子、吹喇叭、擦鞋子的“忽悠”之下，他们几乎都自认为是禀赋卓异、天命所归，成功是必然的。此时的他，要名利兼收：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若有不识相者还想去分光环，大多没有好下场。
一句伟大的俗谚：“世界上只有一种屁不臭，那就是马屁。”
光认识自己不够，还要认识世界。一个人的战略观的形成，和他对世界的认识有着直接关系。有些人把所处的世界当成一片简单、稳定且有着严谨规则的市场，有些人视其为一片适者生存的黑暗丛林，有着无穷无尽的竞争和无法预料的不确定性，还有些人将其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交织的复杂综合体。你如何理解你所处的世界，将深刻地影响你的战略观，同时影响你对世界的判断。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每个人所看到的世界都是他内心的投射，每个人所依仗的思维体系和决策方式背后都有着时代的深刻烙印。
越是大的战略咨询项目，越依赖于对项目之外的宏观环境、经济走势、地域文化乃至风土人情的全方位把握，这也是智纲智库一再强调的所谓“功夫在诗外”。
认识论最核心的原则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什么是大道理？其实就是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在复杂事物自身包含的多种矛盾中，每种矛盾所处的地位、对事物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总有主次、重要非重要之分，其中必有一种矛盾与其他诸种矛盾相比较而言，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这种矛盾就叫作主要矛盾。只有抓住并解决主要矛盾，战略内在的复杂联系才能被揭示出来，才能带动次要矛盾的有效解决，进而推动战略的整体实施。
但对战略而言，有时候面面俱到、平衡各方矛盾、包容各门各户的“道理”反而意味着平庸和失败。领导人太优柔寡断、耳根子软、拍不了板，自己又没有判断力，往往会请一批又一批的专家，从各种角度讨论来讨论去，把各种专家不同声音都囊括起来，让大家都满意。这个时候，看上去似乎很民主，集思广益，但其实极其平庸。
真正做战略大决策必须是民主集中制，最后还是要有人拍板。
毛泽东时代的大道理，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结束分裂，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时代的大道理，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伟大的战略家都是抓大放小的高手。
另一个关于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典型例子，就是台湾问题。
西方国家搞不懂为什么中国从上到下、从政府到人民，会在台湾问题上一直保持极其强硬、毫不妥协的态度，这对拥护“民主自由”的西方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这其实恰恰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表现。对中国人民来说，台湾问题是民族伤疤，是近代以来民族屈辱血泪史的现实写照。因此台湾问题背后的大道理是民族情感、民族尊严、主权与领土完整，没有任何谈判余地。
在这样的大道理面前，所谓“小民尊严”“民主自决”都是需要靠边站的小道理，不可能左右全局。
在我看来，所谓东西方战略的对比，其实有点像中医和西医的对比。
西方咨询公司试图用一套工具和方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刚从大学校园走进咨询公司的年轻人，就可以用几个模型、几个数据给中国大企业做战略，指点中国企业几十年打下的血汗江山。他们往往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就以为找到了万能钥匙。
经过系统培训、标准选拔的西医，但凡能拿起手术刀出现在手术台前的，水平总不会太差。而在中医群体里，庸医的比例远高于西医，但不排除有极少数药到病除的神医。
在中医这个领域，相比文凭的力量，我还是更信任时间的力量。
穿越历史的长河，纵观全球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迅猛进步带来史无前例的全球化进程，不同种族、不同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融合也将继续深入到众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但你会发现无论世界呈现出多少张面孔，国家的起伏兴衰有多么波澜壮阔，当前整个世界的主流仍然是东方和西方的博弈，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博弈，还有最根本的文化之间的博弈。
有人说，读懂希腊，参透中国，就能了解人类和历史的本源，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是两种文化的本质区别。
西方文化的源头以哲人和史诗开启，在漫长的古代文明史上，西方文明古希腊的哲学大家与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可以说是并驾齐驱，在中世纪结束之前，都是西方长期落后于中国。然而，文艺复兴、科学革命，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使得西方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领先，尤其20世纪美国崛起之后，西方文明更具压倒性优势。
夏、商两代是中华民族的幼年时期，直到周我们才真正长大成人。
继周礼之后，中国文化的另一场重要变革就是秦制。秦制繁杂，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改分封世袭为以战功授爵，打破贵族阶级对权力的垄断，二是商鞅实行的田制改革——废井田，开阡陌，大幅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从封建分封制到大一统郡县制，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场变革。如果说从商到周，中华民族褪去了青涩，那么从周到秦的这场“周秦之变”，则彻底让中华民族走入成熟，在接下来近两千年内占据世界文化高峰。
汉武帝之后的汉朝，兼用霸、王之道，以温情脉脉的儒家为表，以法家的君王术为里，让原本冷峻的大一统制度变得刚柔相济。这种治国之道，不仅行于汉王朝，也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其要义并不是说《论语》读一半，而是说用一半，半儒半法治天下。
盛唐，是中国人对大国辉煌最生动的想象。
不仅是我，许多稍有文化的中国人，内心都有一种情愫，那就是“梦回大唐”。盛唐给我们留下来的遗产，不只是政治制度、生活习俗、文艺作品，更是一种融化在血液里的气质。当我行走于全世界，每每抚今追昔，触景生情，这种感受和精神的愉悦是外国人很难想象的。这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社会观察者，二十多年来我行走中国，也见到了政府消除贫困的强烈意志。许多东部省份对口支援西部时出钱、出力、又出人，这在西方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也是西方人所根本无法理解的。
这种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可以从中华文明的传统中找到线索。乡土中国里豪绅大户的乐善好施，儒家礼制里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这些都是传统社会所极力倡导的准则，是长期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下产生的集体主义，是来自于漫长历史积淀下的文明。
文明的力量，在疫情时期也生动地体现了出来。疫情以来，我观察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凡是东亚国家，疫情控制得都相对较好，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也较轻。凡是典型的西方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在这次疫情中表现都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我想这在于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西方则恰恰相反。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文明，建立在对个体自由的解放之上，强调个人主义、人本主义。
个人自由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甚至于政府都无权干涉。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看了一本书，叫《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英国学者汤因比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书中就对中国的未来作出预言。这本书写成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汤因比看来，过去五百年，在西方的推动下，全世界已经在除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经济、技术等）实现了统一，但他也认为，西方将难以完成全世界的政治统一，“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
按照汤因比的设想，未来世界的统一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而这个主轴，汤因比认为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以中国为领导的东亚。而那时的中国，尚深陷文化大革命的泥潭，国力与现在完全不能比，汤因比却能在那个时期就提出这样的论断。我看到这本书时，作为一个30不到的年轻人，真是感到非常震撼。今天回头来看，越发感慨汤因比不愧为大师，他坚定地看好中国的未来，这一远见着实惊人。
方法论当然并非某个人专属，谁都有自己的“工具箱”。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型商业模式的不断拓展，西方许多战略咨询公司和咨询顾问也在不停地修订自己的工具，但那些分析工具始终没有抛离工业时代的核心特征：线性、计划、以规模经济为基础，旨在控制投入，追求效率最大化。
在我看来，西方咨询公司这一系列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只有在一个成熟的社会环境中才有用武之地，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迭代的大环境中，一旦拘泥于某项分析工具，必然会犯刻舟求剑、盲人摸象的错误，甚至还会南辕北辙。
掌握一套方法论远比掌握公式和模型重要得多，而方法论的最高境界是哲学，说到底就是一种动态的、复合的、辩证的思维方式，是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循环，是对事物本质和变化规律的洞烛探幽。
要想真正掌握这种思维方式并做到运用自如，在任何书本中都找不到答案，也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万端事、识万般人，只有在经历和掌握大量实践的经验教训之后，才能总结出理论性与实用性兼容、框架性与灵活性兼具的方法论。
经过多年的战略咨询实践，我将战略分析总结为三大法则：“三因”法则、“阶段论”法则、“哑铃”法则。“三因”法则指凡事都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阶段论”法则需要我们站在大历史观和发展的视角，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与所处的阶段，以便抓住每阶段的发展方向、特点和驱动力来源。而“哑铃”法则指我们需要权衡全局与局部，整体与部分、中长期和短期，以便于进行战略与战术的全面统筹。
三因”的第一因，就是因时，即战略需要因时制宜。这个“时”指天时，包括全球局势、经济社会基础、科技变革趋势等宏观面的形势，也包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人口形势、宏观经济政策、行业政策以及行业发展阶段、行业竞争格局、市场消费变动趋势等。
因地”就是战略需要因地制宜。“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不同的地域性格，不同的地域性格决定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百步之内必有芳草，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可取之处，一无所长的地方是不存在的。关键是你有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能否找到事物之间的普遍关联，能否成功建立起连接。
中国另一座一线城市上海，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高度的国际化和规范化，欧风美雨浸染上百年的上海滩，顺理成章地飘洒或渗透着无法遮掩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舶来的遥远却不可抗拒的西洋味。上海是中国最讲究规矩和契约精神的城市。这与它深受欧美法制文化的影响有关。这大概是长期以来和“洋人”打交道必须养成的和“国际惯例”接轨的习惯的结果吧。因此大型跨国公司想要登陆中国，第一站必然是上海。
以深圳为例。深圳是一座包容性极强的城市，整个广东都在岭南文化的浸染之下，而深圳则是一块“飞地”。深圳与广东有比较大的隔膜，却与整个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有这样一种现象，不管是来自北京、上海、陕西，还是贵州，人们到了深圳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没有疏离感。而到了广东其他地方则感到处处不适应，语言上、生活习俗上都大不相同，甚至格格不入。这就出现了第二种现象：广东人把深圳当成了内地，而广东以外的国人却对深圳有很强的亲近感。这也给深圳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人才。
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他会如何去面对社会，如何去整合资源。没有对任何人都适用的战略，只有最适合你的道理。很多人的成功看似是水到渠成，因缘巧合，其实背后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他的性格。
“阶段论”法则就是强调寻找事物发展的阶段特点，事物演变的量变规律和质变特征，以重要因素、重要节点、重要特征为基础，往前溯源，往后预见，通过对发展阶段的界定，特别是对趋势转折点的精准把握，促进战略共识的生成，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分析方法。
要知道，太超前“会跳楼”，太滞后“会饿死”，随大流只能赚个辛苦钱，唯有适度超前，才能吃到“最后一块奶酪”
在阶段论的使用过程中，切忌人云亦云，更不要盲目崇拜。新阶段并非靠空想臆测，而是要发现潜藏在趋势背后的力量。新阶段刚刚浮现的苗头，往往不在专家学者的成果专著中，而在那些“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先行实践中。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三个根本性的转变，正推动中国发生影响深远的变化：一是政策理念上，真正开始了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二是发展模式上，全行业、大规模的过剩，迫使政府和企业不得不深度思考和探索精细化运营、创新驱动等模式转型问题；三是互联网革命从技术、渠道深化到思维与模式层面，推动了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的深刻变革。这三点将导致从政府到企业，从经营者到消费者一连串根本性的变化。
毫无疑问，以土地资源为生产力的房地产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回归居住属性，助力实体经济，将是未来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大趋势，只有看清时代跳动的脉搏，才能看清中国城市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超级市场的中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结构、消费水平、消费偏好的变化，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崛起，互联网、智能化的发展，中国将从过去大众化时代，过渡到品质化时代再过渡到个性化、智能化、小众化的市场发展阶段。
家财万贯，不如孩子成才。
市场的发展决定了行业的发展，不同的市场发展阶段也会影响行业的发展阶段。时至今日，一个全新的时代正迎面扑来，我把这个时代叫作“吃饱了撑着”的时代。转变到这个“吃饱了撑着”的时代，人们从“吃饱”到“吃饱了撑着”，消费品质在升级，群众购买力在提升，观念与生活方式在转变，社会的浪潮必然带来新的风口。
以文旅行业为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旅游掀起热潮，形成产业也就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在三十多年前的中国，能够享受真正旅游的顶多是一些有钱人。他们大多利用公务出差，顺道爬一趟黄山，或登一次八达岭，零零星星，不成规模。
只有在经历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尤其经历了最近十多年的飞速发展之后，整个民族从百年贫困中走了出来，从温饱逐步进入了小康，人均GDP超越了美元以后，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才在中国大地上渐渐展开。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个全民旅游的浪潮。
在这个时代，传统注重规模和体量的行业增长乏力，大规模创意、美学与精神的消费乘风而至，各类新玩法层出不穷，不同行业面临着社会进入富裕阶段带来的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文旅休闲行业也不断火热，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当观光旅游的时代已经结束，往后的旅游将向休闲、度假方面延伸。相对于休闲游，体验游是更高级的境界，它提供给游客的是一种看不清、道不明的独特氛围。在特定的环境下，个体完全融入其中，任何感受都是心灵的体验，所有周围事物包括清风、阳光、月色，都成了道具。可以说，体验旅游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最高阶段的旅游形态，是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旅游消费的必然需求，它强调游客对文化、生活、历史的体验，强调游客个体的参与和融汇，强调游客对自己生命的更新。
未来社会最大的消费是什么？就是体验。体验者愿意为琴棋书画、为诗酒田园、为文化底蕴埋单，这就是新的时代，主体就是那些吃饱了撑着的人。有了这样的主体才会有相应的客体，它不再只是硬邦邦、冷冰冰的文化遗产，而是一切可以纳入体验并消费的产品。
人格力管理力机制力文化力
三窍理论：个人发展阶段
中国人夸人聪明，往往会说这个人“七窍玲珑”，讽刺一个人愚笨、不堪教化时，则会说“一窍不通”。窍——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存在，指的是一个人内部主观世界和外部客观世界之间的桥梁，桥梁越宽，人自然就越开阔。
所谓出窍，是指进入职场的第一步，要先从原先熟识的环境中跳脱出来，暂时忘却之前引以为傲的东西，以一种完全开放的姿态，去迎接新环境的一切挑战。
很多年轻人，名校毕业，工作也不错，个个踌躇满志，立志要在职场上干出一番大事业。但没到半年，差别就显现出来了。有的人适应得很好，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行，而有的人则开始有怀才不遇式的抱怨。究其原因，原来是有的人把学生时代的那股单纯和傲气带到了职场上，认为眼前的工作太过简单又十分琐碎，自己寒窗苦读的高学历无用武之地，公司是大材小用了。
而那些稳步前行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从一进职场开始就调整好心态，丢掉了学生时代的优越感，做好了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的心理准备。要知道，把简单的事做好从来都不一定是容易的事。做任何人之前，首先要做一个靠谱的人。有了这种铺垫，他们反而比较踏实，自然也受到上司和同事的青睐。
无论昨天多么辉煌，当你进入现在的工作环境的那一刻起，都要从零开始，就像学武功的人进了少林寺一样，首先必须把原来的那些拳脚功夫撇在一旁，在挑水打柴当中融入当前的平台，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姿态，在实践中学习和领悟现在的工作方式、方法和组织文化，这就是出窍的道理。
比起出窍，开窍更像重新适应新环境的结果。“战略哥”这些工作状态比较稳定的朋友，无一不是说自己慢慢喜欢上了现在的工作状态，觉得自己上了道，找着了感觉。最大的表现，就是处理事情从原先的手忙脚乱，到现在逐渐总结出章法，做起事来得心应手。这实际上就是开窍阶段的显著表现。大部分人，如果想衡量自己究竟在现在的岗位上称不称职，可以先问问自己，到底开窍了没有。
第三个阶段，也是一般人不容易达到的境界，叫作归窍。
比起前两者，归窍更加玄妙，难以描述，也更难以体会。甚至很多人毕其一生，可能都无法达到这重境界。如果说出窍是灵魂出了窍，那么归窍便是开窍后，魂魄再回到自己的躯壳中。即新的思路和方法与自己原来掌握的知识融会贯通。
这样你会慢慢发现，常人往往视而不见的那些东西，在你手中却变成有价值的资源，可以为你所用；原先自己自以为用不到或者早已丢掉的知识和经验，这时可以信手拈来，皆成妙趣。就像一个侠客，掌握了所有高深的剑法之后，就能海纳百川，把一切资源为己所用，创造出奇迹。这就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道理。
对年轻人来说，短时间内想轻易实现肯定是不可能的。如果认定了自身努力的方向，那么经过三年五载的历练，经历一个个痛苦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或许可以在坚持中慢慢找到这种归窍的感觉。
到那时，所谓的升职加薪，都只是顺带的结果，最重要的是，你已经具备了最丰富的经验和掌握了最深奥的“心法”，你到任何一个行业都能施展一番拳脚了。
战略分析的第三大法则，叫作哑铃法则。
在战略制定中，我们需要对全局与部分、中长期与近期、战略与战术等辩证关系进行判断。在战略实施中，我们也面临如何切入、促使战略有序推进的问题，这就涉及对“度”的把握，如果把握不到位，很容易过犹不及，出现“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类的尴尬局面。
该如何在战略分析中避免这一状况呢？经过大量实战案例的总结，我们提出了“哑铃理论”，把宏观、全局、中长期的整体战略与微观、部分、近期的战术支撑分列为哑铃两头的球，把哑铃的“柄”作为联系两端的战略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做战略就是抓哑铃，“执中间，带两端”，在整个战略系统与战略抓手中找到平衡点，做到统筹兼顾。
关于区域战略和项目战略的统筹，我们也称为“两场统筹”，在今天的中国做企业，不仅要懂市场，还要懂官场，“两场统筹”就是要求战略的制定者要同时站在市场和官场的角度来考虑。
十多年前，我去云南演讲，当地一家名为海诚集团的开发商找到我，希望与我们合作。我说西双版纳是有大把的机会，值得持续深度开发，但玩法不是这么玩。于是我给他留了个题目，即智纲智库来帮西双版纳做一个战略，把西双版纳的魂找到，把未来趋势找到以后，他作为企业家，也就知道从哪里入手了。只不过是由企业来买单。这个老板听了我的建议，智库先给西双版纳做了一个区域策划，然后给企业做了一个项目策划。这样一端就是政府区域战略，另一端就是企业的项目战略。这个项目就是现在影响全国的网红项目——告庄西双景。
分析中国工业园区发展的几个阶段。中国工业园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的混合园区阶段，什么企业都往园里装。第二个阶段是专业化园区阶段，第三阶段是高新科技园区，最后必然走向总部经济区，就是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的聚集地，所以华夏要做就要抢占制高点，在北京周边做升级版的园区。那么升级版的产业园区如何做呢？这就需要给华夏幸福设计一套独特的运营模式，即长短相济，长就是做工业园区，帮助政府招商，短就是做房地产，然后以短养长。
在长期的战略策划实践中，基于战略分析三大法则，智纲智库将各种各样的战略应用方法凝练总结成“制定战略的四步法：预见—找魂—聚焦—协同”，从前期的研判到后期的实施方法，这“四步法”贯穿了战略制定的全过程，是方法论的“应用层”，可以直接用于特定场景与情境下的战略实践指导，因此实用性更强
四步法的原点起于战略预见，判断趋势和转折点；核心是找魂，找出定位、方向和指导方针；进而找到关键点进行聚焦，寻求突破；最终围绕战略目标和聚焦点，将各种要素和行动协同起来形成系统力量来达成战略目标。
智纲智库的预判是来自对各种信息敏锐捕捉和深度分析的能力，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把控能力，以及对纵向历史和横向国际比较研究的能力。
战略方案必须要“脚踩实地，嘴尝市场”，通过科学的调研方法来建立战略预见的底层根基。
二是必须到一线接地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说的其实也就是要深入现场、深入一线，进行接地气的实地调研、踏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用脚和嘴巴调查，亲身体验和感受各个区域的风土人情，动用我们所能动用的一切感官去体验、去倾听、去观察、去问询、去思考，从“眼观六路”到“耳听八方”，从“嘴尝市场”到“用脚丈量土地”；从“地图扫描”到“重点深入与访谈”……不能过于依赖二手资料与他人的研究报告。所有的战略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充分的前提下进行的，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信息都占有，都穷尽，在纷繁复杂的商战过程和变化莫测的战场交锋中尤是如此。偏执于泛泛收集海量的信息会非常低效甚至可能制造混乱，必须致力获取有价值的关键信息与情报。
从理论上说，市场调研当然是越细越好、越深越好、越全越好，但事实上，过度追求市场调研的完美与充分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甚至是一种浪费。市场调研毕竟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
我曾经说“市场不是调查出来的”，并不是说市场调研不必要，事实上我们非常重视调研，只不过方法与西方不同，我们更像老中医，有许多案例，有长期积累的信息情报。同时我们在各地都有“堡垒户”，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既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又可大大缩短信息和情报的传递过程，然后通过甄别、提纯，得出结论。
至于常规的市场调查，我们往往把这种任务分解给下游的专业调查公司去做，得到的数字统计结果作为我们分析判断的参考，但绝不是完全地依赖。面对时刻变化的市场，刻舟求剑式地用静态的东西把握动态的事物，必然会得出荒唐的结果。
市场调研要把握度，不要过度偏执于市场调研，尤其不要迷信调查问卷。有些人“很理性”，只相信数据，特别只相信那些刚刚出炉的一手调查问卷所得出的数据，其实这些数据未必真实，因为有些人填写的时候未必是填写了真实的需求和动机，即使是真实的，这些数据也只能代表过去的情况，不能代表未来需求。
我们认为，成都在软性资源上拥有前两者不可比拟之处。作为天府之国，成都几千年来就是休闲城市，富饶闲适、山川秀美、文化底蕴独特，从来都是西部最大的消费城市，只要成都在城市经营中把各种人和资源整合好，就很有可能成为中东部与西部之间的超级“二传手”，前途无量。
跳出行业，跳出行业看企业。房地产不等于钢筋加水泥”，我提出，未来的房地产做的不再是钢筋加水泥，提供的不再只是挡风遮雨的功能，而应该上升到“生活方式”的高度，“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这也让碧桂园摆脱了就“房”论“房”的困境，在房地产市场“万马齐喑”的大背景下走出一条新路。
跳出对手，跳出竞争，重视需求。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写了三本书《竞争优势》《竞争战略》和《国家竞争优势》，号称“竞争论”三部曲，风靡全球，被推崇为殿堂级的战略教科书。因为迈克尔·波特的“竞争论”越来越普及，在各大商学院是必讲内容，在管理和战略类的教科书里铺天盖地，让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竞争分析的基本方法论。这确实是好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竞争论”越来越推崇，在这一过程中有些问题也慢慢形成了一个误区，有些人误把竞争战略视为战略的全部，其实这仅仅是战略中的一部分。
我很欣赏一句话，“小策略看对手，大策略看市场”，小策略看对手，小的战术打法（如营销促销等战术层面）要看对手，保持警觉和
转载请注明：http://www.niaolgr.com/sjss/7591.html
